基因治疗、小干扰RNA和mRNA疗法以及AI在药物发现上的应用，都是礼来感兴趣的创新技术。

“我们在选择中国的机会的时候，也会去考量什么样的领域是中国企业特别擅长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这些领域就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也会有更高的交易成功率。”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LCIP）的负责人王嵘博士告诉研发客。

去年8月，礼来在其中国科学日活动当天宣布与多家中国本土创新生物技术公司达成研发合作。而早在2013年，礼来就与和黄医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自2018年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已经与信达、君实、和誉等超过20家中国生物药企建立了合作。

未来，礼来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将会如何开展？王嵘在采访中详细地介绍了礼来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考量，以及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的新合作模式。他特别强调，礼来还会考虑以礼来现有的布局和能力，是否可以最高效地将合作伙伴的产品推上市。

另外，王嵘还分享了中国研发的优势和机会。他认为，下一个浪潮是first-in-class药物，中国的biotech和学术界能携手做出全球范围的创新药物。

王嵘  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负责人

对哪些项目感兴趣？

研发客：礼来对哪些中国本土创新生物技术公司哪些领域产品感兴趣，主要是什么样的筛选标准？

王嵘：我们关注的适应症领域首先是代谢领域，其中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慢性肾病等。此外，我们还关注自身免疫病、肿瘤、慢性疼痛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礼来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上有长达几十年的投入。

在新兴的治疗手段上，Lilly Genetic Medicine是专注于基因疗法、RNA疗法及细胞治疗的研发部门，我们并不局限在某些特定的疾病领域。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些新疗法本身，然后以此为切入点，来看这些新兴的治疗手段，可以用来去解决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去年我们与Verve therapeutics达成了就心血管疾病的基因编辑疗法的研发合作。我们还收购了两家专注于基因治疗的公司——Prevail Therapeutics和Akouos。另外，小干扰RNA和mRNA疗法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且持续投入的方向。

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筛选的标准首先是看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具有突破性和新颖性的创新疗法，第二看这个产品带来的机会是否可以满足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法不能满足的临床需求。我觉得这两点是大家共同的筛选标准。

从礼来的角度来说，我们还会考量这个机会在礼来手里是不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也就是说，根据礼来现有的布局和能力，是不是可以最好地去帮助我们的创新合作伙伴，能够把合作伙伴的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推上市，同时帮助该产品惠及全球最广大的患者。

以上三个标准来决定我们是否会去做授权交易或者研发合作。然后从科学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尽调（due diligence）的工作，我们会非常深入地去看数据，以及CMC和质量等其他方面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标准。

研发客：去年礼来与国内的AI（人工智能）药物发现公司晶泰达成了合作。请问礼来如何看待AI在药物研发上的前景？后续是否有计划继续与中国的AI药物发现公司合作？

王嵘：我们认为AI是个有潜力产生突破性疗法的领域，在这方面，中国公司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领域，中国有数量很多，且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公司。其次，中国在数据标准化、数据挖掘，以及大数据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方面，政府和企业都有很大的投入。因此，中国公司在算法和数据这两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优势。

结合到整个中国生物技术过去几年的发展，很多公司在AI辅助药物研究，不管是做小分子的优化，大分子的设计，还是新剂型的开发，以及新型药物递送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创新。

和晶泰的合作是我们在AI方面一项比较大的合作，双方都投入了优秀的专业团队和大量的资源。晶泰的专长是AI+robotics，在我们的合作中建立了基于AI的化合物设计-合成-验证，wet lab产生的数据进一步促进AI算法的迭代，形成闭环，产生高质量的创新分子。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早期的合作研究，比如在药物递送、大分子和小分子的发现和开发上面，都有布局。我们相信，在这个领域里，中国的biotech可以实现真正和美国的公司并驾齐驱。

研发客：礼来在选择中国创新生物技术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时，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有没有特别的考量？

王嵘：礼来在中国挑选产品和合作伙伴的时候，和全球是用的同一套的科学的标准。我们团队的使命是in China, for global，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挑选的这些产品肯定是要面向全球市场，我们想拿的也是产品的全球权益。

当然，我们在选择中国的机会的时候，也会去考量什么样的领域是中国企业特别擅长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这些领域就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也会有更高的交易的成功率。

还有一点考量就是在中国存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和相对高发的疾病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国创新公司往往可以利用中国相对集中的临床资源更快地推进创新产品的临床开发，用中国的临床数据支持全球的产品开发。

研发客：您认为中国的创新生物技术公司在哪些方面研发实力比较强？

王嵘：除了前面提到的AI，我认为中国公司在分子结构优化和SAR等方面比较强。比如ADC产品，在抗体、payload和linker上面都需要进行优化。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做研究，在这方面中国的ADC公司都有充分的技术积累，而很多跨国公司在这方面都有很大兴趣做管线布局，因此2023年出现了大量的ADC交易。

另一方面，中国的biotech在传统的化学药研发，尤其是药物化学方面也有非常深厚的积累，目前我们看到了小分子药物的复兴，如靶向蛋白降解、小分子调控RNA等等，这些领域我觉得都是中国biotech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总体来讲，中国biotech在传统的治疗手段方面还是比较强的，不管是小分子的优化，还是大分子的发现，我们中国的biotech都有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和专业的团队，可以做出高质量的分子。最近在siRNA领域，中国biotech取得的进步也令人瞩目。

还有一块将来会有更大的机会。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基础研究，现在不断有越来越多的新靶点和作用机制被报道出来，有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发表；而且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基于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鼓励转化型研究。我觉得下一个浪潮是first-in-class药物，中国的biotech和学术界能携手做出全球范围的创新药物。而礼来也乐于开放我们内部分子发现的能力来赋能中国伙伴发现的新靶点，做出Pharma-quality的创新分子。

合作模式和交易流程

研发客：2018年礼来成立了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主要作用是什么？

王嵘：自2018成立以来，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就始终致力于赋能合作伙伴，孵育源头创新。我们专注于寻找创新性的产品和技术平台，进行引进授权。2020年初，我们成立了中国研究基金（China Research Fund）。这个基金是我们这个团队在管理的一个项目机制。我们发现在中国，很多早期的研究平台和技术有一个gap，就是源自学术界的，处于早期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他们的专长是自己研究的靶点和技术平台，但对于如何做出一个各方面性质都很均衡的新药分子不太有经验，

在这方面，礼来作为一家百年药企，有非常深厚的经验。所以，出于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成立了中国研究基金，去寻找一些平台性的技术或者早期的靶点发现。我们用这个基金去资助研究项目，在合作的过程中，礼来的科学家团队会提供大量的科学咨询和经验分享，我们也会帮忙对接一些实验室和实验工具的资源，来协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展转化研究，目标是能够做出一个原型分子（prototype）。然后，我们评估是否可以基于该分子做一个授权许可交易。

我们的中国研究基金在多个领域资助了早期的合作研究，比如在药物的新型剂型开发、药物递送、新分子发现以及新靶点的验证方面，都已经有了布局。这个基金到现在已经运营了3~4年，有一些项目已经看到了很好的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能够赋能更多的创新项目。

研发客：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和外部的VC是如何合作的？

王嵘：我们和从事创新药风险投资的VC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VC的伙伴们会不断推荐portifolio公司的新机会给我们，拓宽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帮助我们建立联系；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早期的项目，有投融资需求的，我们也会介绍给潜在的投资人伙伴。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这其中，礼来亚洲基金LAV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亲密的合作伙伴。一方面，礼来制药是礼来亚洲基金的LP。另一方面，礼来的外部创新团队和礼来亚洲基金的团队在项目上也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研发客：能否介绍一下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开展授权交易的流程？

王嵘：我们团队主要的精力还是寻找高质量的平台技术和分子做授权交易和合作开发。合作开发指的是，有时候合作伙伴要求保留中国的权益，那他们就负责中国的开发，我们来负责中国以外地区的开发。

关于具体的过程，我用创新分子的引进为例来说明。

我们团队每年都会评估大量的创新药项目。经过初步的评估，我们觉得有潜力的项目，会与相关公司签署保密协议（CDA），为进一步的评估做准备。

在正式的尽调之前，我们和global团队会先做一个预尽调（Pre-due diligence），时间大概是1~2周。如果做下来，我们对这个产品的概况、特性和开发阶段都很感兴趣，我们会在集团内部完成立项。

接下来开始正式的尽调。正式的尽调是非常细致的，我们会汇集多个部门的专家，来全面且深入地了解该产品的各方面特性，看数据的同时，也会和对方进行实时的交流，这个过程通常需要6~8周的时间。

同时，基于尽调的进程，我们会同步启动交易合同的商谈。合同的第一步是定下大体的合同框架，在礼来被称为NBO（Non-Binding Offer，非约束性要约）。如果尽调的初步结果是正面的，我们就会启动NBO的协商，定下交易的基本框架，后续双方的交易团队会进一步敲定合同的具体条款，整个合同工作的流程会用时几周到几个月不等。

我们LCIP团队是前期评估的召集人。根据产品所在的领域和开发阶段，我们会去联系相应职能部门的同事进行评估。同时，我们会和中国partner团队密切沟通，了解对方的兴趣和诉求。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会参与交易策略和交易框架（deal structure）的制订，在协商过程中，我们要确保global的交易团队充分了解partner的兴趣和关注点，携手双方将合同条款的方方面面都落到实处。合同的协商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挑战，我们都尽量从对方的出发点考虑问题，联合双方公司的领导层一起商讨解决方案。

研发客：礼来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创新合作模式，还有哪些？

王嵘：礼来致力于支持外部创新合作，在合作模式上，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来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我们在去年的礼来中国科学日上发布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策略，来支持中国的创新伙伴。

首先，Lilly Ventures可以对中国的biotech进行股权投资，结合我们在美国的创新孵化器Gateway Labs和在上海张江的创新催化器，我们可以赋能从0到1的源头创新，支持转化性研究项目。更重要的是，礼来的ExploreR&D可以满足早期biotech的需求。

在研究方面（Explore Research），biotech擅长于新靶点的发现和验证，基于礼来在大分子和siRNA发现上的丰富经验，我们可以携手创新伙伴针对新靶点做出高质量的临床候选分子；在合作过程中，partner分享他们的生物学洞见，有关靶点、MoA、疾病模型的经验和知识，礼来则贡献在分子发现上的专业能力，包括筛选assay、分子优化和验证等。双方紧密合作，共同把候选分子做出来。

在开发方面（Explore Development），很多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现阶段还没有在中国以外开发药物的能力，而在美国进行临床开发或许能极大地帮助他们实现产品管线的全球价值，但为此专门去建立一个美国的开发团队并不经济。而礼来的Chorus部门可以帮助他们，将分子从PCC（Pre-Clinical Candidate，临床前候选药物）阶段，一直推进到1期，甚至2期完成，Chorus团队涵盖了药物开发全方位的功能，包括medical、clinical operation、CMC、regulatory等等；Chorus团队有非常好的track record，已经帮助多个合作伙伴完成了高质量的临床开发，最终促成了2~3个创新产品的上市。

因为在做尽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临床研究的质量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临床试验是由谁完成，在哪里完成的，我们会非常关注。因此如果双方携手，能够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完成一个高质量的全球范围的临床开发，对于提升管线的全球价值会非常有帮助，也为后期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如前所述，礼来用股权投资和中国研究基金来支持从0到1的源头创新，基于ExploreR&D的平台，礼来开放内部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共同开发来自外部的靶点和早期阶段的候选分子，为将来的合作搭好桥梁。我们团队的一个使命就是将这些创新合作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赋能中国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创新，走向全球。